文红玉、郝海光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读】随着各种互联网社交工具的快速发展，人们发现大学生群体在校园内的线下交往有了明显的萎缩。许多大学生与同学交往的强度与密度不及初高中时期。高校的同学之间仅在课堂中存在见面交流，而在课堂外则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这种现象被称为高校“陌生人现象”，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担忧。
本文深入研究了这一现象的机制和社会影响。作者表明，在技术加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作用下，“陌生人现象”在高校青年群体中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教学场域中的交往冷却与功能性出席、校园生活中的关系空转与资本弱化及师生关系的仪式化转向与交往距离感。从成因上看，高校“陌生人现象”由现代转型、媒介迁移与社会加速的耦合作用所致，源于空间“附近”的塌缩与虚拟“附近”的重构，体现出青年在媒介化时代中社会关系结构的重组。从影响来看，高校“陌生人现象”虽导致青年社会情感疏离与公共性的弱化，但也促进了其社会公平意识与契约逻辑的生成。随着数字空间扩张，高校“陌生人现象”持续演化，在此过程中青年也以主体性姿态重构交往规则与社会意义，为“陌生”赋予新的社会意涵。
本文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媒介化时代的青年关系转向
高校“陌生人现象”的生成逻辑与社会影响
▍引言
在数字化进程加速、生活节奏持续提速的当代，青年人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关注自我需要并追求自我实现（王云白，2021）。伴随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青年群体的社会化路径、交往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也被深刻重塑，“选择性回应”“低干扰共处”等行为模式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高校这一本应承载公共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场域中，交往的“失语”与“降温”现象在青年群体中逐渐显现：“相遇但不相识、共处却难共鸣”成为一种普遍经验。曾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大学生冷漠症”（刘君，2014）。然而现在这一现象已不是零散个体的情感退缩，而是一种更为广泛且日益加深的普遍存在。它表现为青年人交往意愿的系统性弱化、情感投入的普遍性稀释，以及高校场域中交流功能的持续性退化。换言之，社会正在面对的不是孤立的“冷漠个体”，而是正在蔓延的高校“陌生人现象”。
当前，高校“陌生人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亟须关注的现实课题。它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媒介化时代中人际关系的普遍转向，也深刻影响着高校作为社会化主阵地的基本功能。当课堂互动逐渐异化为“功能性出席”，寝室生活退化为“合租式共处”，师生关系滑向“仪式化沟通”时，青年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便难以获得必要的情感支持与社会化训练。这不仅削弱了他们的公共人格养成，也可能会加剧社会信任的断裂与集体记忆的缺失。可以说，高校“陌生人现象”不仅是青年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媒介逻辑重塑与效率价值渗透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制度性症候。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以“陌生人社会”中的德育风险为视角，从“陌生人社会”本身的道德风险出发，探讨了高校德育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对策建议（杨雪，2023）。还有学者从青年自身出发，将个体化趋势解释为当代青年人对社交“边界感”的呼唤，并认为边界观的建构能够推动社交文化的良性发展（王昕迪、胡鹏辉，2022）。
与既有研究多以社会风险或个人心理叙述解释不同，本文在进行高校“陌生人现象”表征梳理和成因的经验性总结的基础上，将高校中的“陌生人现象”置于现代性转型与媒介结构变迁的框架中，对高校交往的空间关系机理进行系统阐释。本文试图回答高校“陌生人现象”何以产生、如何对高校“陌生人现象”做出理论性分析、高校“陌生人现象”在宏观上对社会造成了何种影响等问题，以期为高校育人机制与青年社会关系重建提供理论反思与实践启示。
▍高校“陌生人现象”的现实表征
对高校“陌生人现象”的任何机制性解释，都应当以对其现实表征的精准刻画为前提。这种“群体性孤独”的症候不仅影响青年的情绪状态和社交能力，更在深层上动摇高校作为社会化主阵地的育人根基。为此，需要从课堂教学、校园生活与师生关系三个层面出发，分析“陌生人现象”在高校中的不同面向，并探讨其背后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逻辑与情感演化机制。
（一）教学场域中的交往冷却与功能性出席
“交往冷却”作为高校课堂中的一种隐性氛围，指的是在教学物理空间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交往行为、情感回应与认知互动不断减弱的过程。师生虽共享同一物理空间，但彼此之间的眼神交汇、语言互动与情感反馈呈现系统性弱化。课堂上，问题抛出无人应答、讨论环节陷入尴尬沉默、发言内容趋于标准化与防御性表达，种种现象皆指向一种“功能性出席”的群体状态。学生出于对课程要求的遵守被动到场，缺少主动探索知识的欲望；教师在时限、任务与评价压力下授课，难以形成深层次的师生共鸣。最终，这导致空间上“同处一室”，精神上“各自为阵”的课堂生态。“沉默”不再是偶发的情绪表现，而是演变为教学中持续存在的常态性姿态，并带动课堂从交互场域向程序化场景演进。此外，“功能性出席”的盛行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期望。当学生不再期待课堂提供启发或回应，许多教师也被迫将教学简化为知识传递与时间管理，双方在互不打扰的默契中逐步削弱教育交往的生成与深度。这种看似“秩序良好”的教学场景，实则掩盖了青年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三重维度上的学习缺失，也深刻影响了高校育人功能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交往冷却”与“功能性出席”并非个体懈怠的结果，而是结构性逻辑变化下的集体应对策略。霍克希尔德在情感劳动的相关理论中指出，“劳动者的情感不是被操控的对象，而是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能够在与周围世界的感触中自发地产生劳动的动力与潜能”（田林楠，2022）。因此，当制度目标取代情感真实成为劳动的驱动时，个体将倾向于以“去情感化”的策略来回应交往要求。在高校教学场域中，这种去情感化则是作为“情感劳动”中的自我保护机制，通过压抑回应欲望与表达冲动，实现风险防范与秩序维护的双重目标。课堂互动中的“情绪撤退”与“规范表达”，就是对制度逻辑优先化的一种回应型行为策略。具体来说，在“知识灌入—笔记整理—应试输出”的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接受、谨慎发言、避免出错成为最优解。课堂被异化为“低风险策略场”，发言者往往被默认为“表现欲强”或“抢风头”，沉默则成为最安全的自我防御。这一变化在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中则体现为“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王凤才，2024）。在工具理性驱动下，课堂逐步呈技术化、指标化特征，丧失了其原初的社会生成属性。当一个公共场域无法提供安全表达、真实互动与共同生成的机会时，青年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便面临社交缺位。课堂由公共理性的“实践场”退化为制度顺从的“训练营”，削弱了青年的社会交往能力与公共人格养成，并导致其陷入更广泛的社会疏离。
不难看出，教学场域中交往冷却的生成，不仅是教学模式内卷、评价体系功利化的副产物，而且深深嵌套于青年群体风险意识增强、表达意愿退缩、公共参与能力削弱的结构性转变中。当课堂从协作共学的关系空间退化为履约打卡的技术平台时，青年学生的社会化路径也由此断裂。课堂的沉寂并非表象微瑕，而是教育温度失衡、公共性失语的制度症候。
（二）校园生活中的关系空转与资本弱化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体现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占的位置与影响力，且个体能够通过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实现自己的行动目标（Bourdieu，1986）。社会资本既包括“关系本身”，也包括关系中可被动员的资源，如信息、支持与认同等。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青年对人际关系的持续经营和投入。然而在当下高校中，青年“关系投资”意识淡薄，“快速连接—迅速退出”的功利化节奏压缩了青年对关系的耐心，使他们普遍缺少真正可动员的社会资本，并形成“空转”的关系悖论。
在寝室这一最亲密的微观社交单元中，关系空转尤为显著。传统意义上，宿舍本应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第二家庭”，承载青年人情感、经验与共识的生成。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寝室关系成为“同居型合租”：彼此不过问私事、不介入情绪、不共享日常。个体在逃避冲突的同时，也失去资本积累的可能，而寝室也随之从关系空间退化为居住单位。某种程度上，这种沉默式共处并非缺乏交往意愿，而是青年个体在应对高密度共处与高强度压力时采取的一种社交策略。在“尊重边界”与“回避交流”之间的模糊地带，青年往往更倾向后者，从而在无声之中错失“共同生活”所带来的个人成长。
相比之下，班级关系虽具有一定组织性与制度期望，但交往的实际生成仍多限于“事务配合”的功能层面。班会、课堂小组、集体活动等本该是社会资本积累的机会窗口，却在高频率的“任务社交”中逐渐流于形式。合作组队止于课程结束，课后联络止于小组作业，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工具型关系”而非持续性互构。在这一背景下，青年在面对班级社交时往往表现出极强的“选择性在场”倾向：在需打卡、需配合的时刻出现，在不相关、不强制的场合迅速隐退。班级“集体感”的衰退不仅弱化青年在大学阶段对公共责任与身份认同的体验，也让原本可以提供支持网络的集体转而成为一种“名义上的组织”。
学生组织及社团作为高校中相对自愿参与的交往空间，本应是打破专业壁垒、拓展人际半径的重要渠道，然而，近年来这些组织的“功利主义”亦在悄然侵蚀其交往基础。一方面，在学生干部任职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许多学生组织运作趋向“行政化”或“功利化”，原初的兴趣纽带与身份共鸣被事务推进与荣誉争夺所取代。个体参与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的动机往往出于“推免加分”“评优资格”等外部考量。“以个人需要为中心，以实用有效为价值目标的自我设计方向和功利主义倾向”（崔乃鑫，2010）在学生组织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即便是社团等兴趣组织，也常常因成员更替频繁、交流机制单向而难以构建稳固的关系。在这种交往模式下，“弱关系”缺乏向“强关系”演化的机制，导致社交资源无法沉淀为长期社会资本。
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寝室、班级与社团三类空间所呈现的交往弱化，实则指向当代青年交往方式的结构性变化：关系的功能取向增强，情感的生成性减弱；交往的即时性增强，连接的持续性减弱；个体的边界意识增强，共同体的认同感减弱。这一切并非“性格内向”所能解释，而是青年在风险防范、注意力稀缺、身份重组等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三）师生关系的仪式化转向与交往距离感
在高校教育结构中，师生关系历来被视为青年学生成长路径中的关键支点。一方面，专职辅导员承载着思想引导、生活管理与心理支持等多重育人功能；另一方面，专业导师肩负着学术启蒙、研究指导与职业规划的引路责任。这一双重机制的并行设计，旨在为学生提供情感依托与知识指导的复合支撑。然而，现实中的高校师生关系却呈现一种日益突出的“仪式化”转向，青年学生在“触手可及”的制度角色前，常感“难以靠近”的交往距离，“陌生人现象”正在深刻改变着师生关系的温度与密度。
在学生与辅导员的关系层面，“行政代理化”倾向愈发明显。原本兼具“思想导师”“生活向导”角色的辅导员，逐渐被重构为事务性、指令性、监管性的“执行节点”。学生与辅导员之间的互动多集中于请假审批、评优申报等“格式化”事务流程，沟通模式亦以“通告群发—反馈打卡—数据核查”为主。学生的身份被压缩为一个个需要“完成任务的个体”，而非需要“理解与陪伴的青年”。即便辅导员在理论上仍负有对学生成长的“第一责任”，但在现实运作中却深陷“行政优先”的逻辑，难以实现与学生的深度交往。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青年学生对辅导员的情感认同亦在不断弱化。大多数学生将与辅导员的关系视作“务必维持但无须亲近”的策略性社交，其互动逻辑亦从“主动信任”退缩为“必要回应”。许多学生在心理上将辅导员视为“管理者”而非“倾诉者”。这不仅削弱了高校思政工作的情感根基，也在无形中放大了高校治理体系中制度性的“情感断裂”。
而在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中，问题则更多表现为“指导失衡”与“交流疲弱”。作为高校学术共同体的核心纽带，导师本应在学生学术成长过程中扮演“同行者”与“引路人”的双重角色。但在实践中，学术关系常常沦为一种“低频接触”与“高压期待”的不对称结构。一方面，许多导师因科研实验、出差频繁等导致缺乏与学生的常态互动，学生亦因担忧“打扰导师”而选择沉默应对，双向回避导致指导节奏高度集中于“关键节点”（如组会、开题、论文提交等），缺乏过程性伴随与情境化引导。另一方面，师生间的指导关系往往隐含着等级压迫与权力不平等，许多学生在面对导师时习惯采取“低姿态”与“自我规训”的应对机制，从而将应当是“共谋成长”的学术关系转化为一种“履约式交往”。在这一结构中，青年学生的表达欲望与学术主动性不断被弱化。这不仅削弱了导师制度本应具备的“认知扩展”与“传道授业”功能，也让学生在长期缺乏引导、支持与反馈的状态中丧失对科研道路的信心与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关系的淡薄并不意味着学生对情感联结的需求已经退场。有研究证实，导师与学生的相处模式会显著影响学生的积极行为，其中苛责和辱骂式的师生关系会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何一清、孙颖，2018）。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许多学生仍然渴望与导师或辅导员建立“有温度”的双向联系。但当这一需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后，学生便学会将自我防御转化为情感隐退，并最终滑向一种孤岛式的自我托付。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教育的人文温度逐渐退场，成长的支持性网络也随之松动。长此以往，这既削弱了大学的育人功能，也使“陌生人现象”在本应最具人文厚度的师生维度上成为一种令人遗憾的常态化存在。
▍高校“陌生人现象”的成因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心态是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表征和展示，映射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以及资源共生共享的互相构建关系（杨宜音，2006）。由此分析，“陌生人现象”也绝非偶然形成，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青年关系状态。
（一）外在现实因素：现代转型、媒介迁移与社会加速的耦合作用
1. 现代转型下的成长缺席：社交起点的断裂
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震荡，工业技术的发展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社会的巨变。它带来了经济的跃升，也撕开了社会关系的旧有肌理。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直面由此衍生的关系松动、情感稀释及身份漂移等问题。鲍曼称其为“流动的现代性”，以便于和昔日“稳固的现代性”做出区分（郇建立，2006）。而在中国，这种流动尤为剧烈。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间，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驱动让无数青年涌向城市求学与就业。家乡渐行渐远，熟悉的邻里网络悄然断裂。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空间被无限放大，但也让人与人的心理距离愈发遥远。曾经那种“抬头相见、低头相帮”的“熟人社会”，渐渐让位于冷漠与疏离的“陌生人社会”。这种断裂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分离，更是一种社会化起点的错位。
“自我”是个体关于自身的所有想法和感受的总和（Rosenberg，1989）。作为个体对自身的综合性看法，其包含个体与环境产生关系时所有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观念和行为（Pietrofesa，1969）。在关于“自我”建构的研究中，埃里克森（2018）曾提出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并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完成“角色同一性”建构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最核心的发展任务是通过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确立自我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定位与表达方式。换言之，个体身份的确立并非静态认同的达成，而是一个在互动中被验证、在交往中被磨合的社会化过程。社交也正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能力。它并非天赋所成，而是在与周围人不断摩擦、回应与调适中发展出的日常技能。其“起点”——那些孩童时的集体游戏、邻里间的真挚问候、放学路上的并肩行走——尤为关键，也是构成一个人关系感知与表达机理的最初图谱。但对当代青年而言，这一图谱在起笔之处出现空白。
城镇化与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空间变动—关系中断—交往虚化”三重冲击，直接打断了青年在现实交往中完成角色确认的路径。青年人失去了在稳定社群中逐步确认身份、习得交往规则的土壤，只能在频繁变动的环境中独自探索。面对陌生的城市与陌生的人群，他们不得不依靠个人努力去重建关系，并学会用“个体主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种成长经验的“断裂式展开”，并非可以轻易弥补的时间性空缺，而是一种结构性滞后。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个体若在某一发展阶段未能顺利完成其核心任务，将在随后的发展中面临持续的心理不确定与关系困惑。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他们原本应在相对稳定的同伴群体中完成“身份确立”，却因频繁的流动与关系更替，被迫在缺乏他人反馈的环境中进行自我判断、自我矫正，结果往往是自我设限与表达抑制。在这样的逻辑下，人际交往不再承载深度情感，而更多地转向功利取向：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迅速建立关系并快速更替。
起点的错位使许多青年在心理上始终滞留在“尚未出发”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社交起点的断裂”，不仅仅指向一段历史时期的中断，更揭示出一代人关系能力培养机制的整体迟滞。它不是某个个体的社恐问题，而是一次集体缺失的社交启蒙，是一种未及展开便被迫收场的社会化练习。在这场未完成的练习中，“陌生”成为一种被动习得的生活方式。
2.“网民议程设置”下的舆论上移：现实对话的失语
媒介化时代的来临，使青年群体中的信息传播、社交互动与身份建构全面嵌入数字媒介的逻辑之中。《2024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网民规模约为1.85亿人，其中13.6%的青少年日均上网超过3小时，且有4.1% 存在重度成瘾倾向（《中国教育报》，2025），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但在数字化生存的同时，个体也面临在媒介作用下的非理性思维的延伸与理性思维的消解（尹岩，2021）。校园生活的低频互动促使青年将表达与倾诉的重心，从身边人转向网络空间中的“线上他者”。根据《中国青年报》发布的最新数据，青年常用的网络社交平台包括抖音（65.57%）、小红书（36.50%）、微博（35.91%）、B站（34.54%）等（《中国青年报》，2022）。线上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他们对交往本身的理解方式，随着社交媒体成为舆情生成与流通的主阵地，青年的交往重心逐渐从线下生活空间上移至各种网络平台，“现实对话”遭遇集体失语。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种理论模式，它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认知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源，也是判断“社会议事日程”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绍光，2006）。然而，网络空间的发展使社会出现一种“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议程设置”之外出现的一种新的议程设置——“网民议程设置”（刘畅，2008）。在此场域中，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而是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并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这意味着议程的构建权正逐渐向“活跃用户”与“技术机制”转移。个体用户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内容流动与舆论生成的共建者。不可否认，“网民议程设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舆论民主化。然而，这种由技术主导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众表达方式和交往的边界，直接带来的是，青年人对公共话题的参与更倾向于在网络空间中呈现“立场—观点—态度”的快速表达，而非基于关系维度的情境对话。观点的呈现不再是一个被对方“回应”的期待动作，而是面向平台的“发布”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成本在网络空间的影响下被不断抬升，青年人更倾向于自由的线上表达。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对青年群体的社交结构也进行了重新编码。线上交往以标签归类、兴趣聚合为基本逻辑，强化的是“圈内认同”的稳定，而非“现实异质性”的碰撞。这导致青年人面对异质观点的能力急剧弱化，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价值差异、行为摩擦，变得令人疲惫与厌倦。当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被网络空间中的“圈层社交”所取代时，现实中那些原本需要“协商—理解—妥协”的人际关系开始被青年人视为一种可回避的负担。此外，舆论上移还带来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即“公共性通胀”与“亲密性稀释”并存。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到，“群体中的个体尤其容易被人们激发起荣誉、名誉、宗教和爱国的感情，并常愿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勒庞，2021：40）。因此，网络空间中随处可见的观点热潮、集体愤怒与“正义谴责”，能够不断为青年个体构建出“情绪共同体”的错觉。青年个体能够轻易在“内耗”“期末周”“996”等话题下找到情绪共鸣，但当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具体困境时，却难有可供倾诉的对象。当下流行的“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马丹丹，2025）等社会现象正是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个体在社交媒体的舆论机制中虽然逐渐学会“以观点呈现自我”，但缺乏“在关系中修正自我”的机会。当观点成为个人身份的主要投射方式而非关系中的动态生成时，个体之间的联结便趋于僵化。原本应当在关系互动中发生的“共情—修复—成长”过程，被定格在社交平台的态度表达中，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立场坐标。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在信息层面实现“连接”，但在关系层面制造“误会的共识”，直接导致大学校园中“熟悉的陌生人”现象的产生。
3. 加速社会下的效率至上：关系厚度的缺失
如果说“陌生人现象”是青年社交图谱中的显性裂痕，那么“效率逻辑”则是这一裂痕悄然蔓延的深层结构背景。在当下这套以“时间压缩”为核心的社会节奏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正在潜移默化地导入一套功利化、扁平化的逻辑。交往不再是一种生成性关系，而是被重构为一项需权衡性价比、评估边际收益的时间投资。青年群体在这种加速社会中，不再寻求“深度关系”，而更倾向于“高效互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在其关于“加速社会”的研究中指出，科技与社会变迁的加速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节奏，而且会带来精神和心灵结构的变化（罗萨，2018）。社会对效率要求的拔高使得作为社会生产储备军的青年不断遭受着时间的暴政，力求减少单位时间内的事件体验和完成数量，这直接导致呈现“体验过多而经验不足”的意义降级状态。在这种衡量体系下，深度交流所需的等待、误解和修复，开始被青年人视作一种“不值得”的时间消耗。
在加速社会下，“自我异化的本质是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崩溃与腐坏，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负面关系”（杨燕燕，2025）。其带来的人际关系扁平化导致传统内涵丰富、层级复杂的“复合型关系”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明确、边界清晰”的单一型关系：同学即组员、朋友即资源、导师即任务分配者。这种关系的“工具化”趋势，意味着青年个体越来越难以在交往中获得持续的情感联结与认同确认。在加速逻辑主导下，交往逐渐变成一种需要控制与精算的“成本—收益”行为，而非自发开展的社会性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扁平化并不意味着关系的断裂，而是代表着关系厚度的缺失。青年人越来越善于“快速建立联系”，却越来越难以“维持复杂关系”。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合作任务，却不愿也不知如何将其延伸为信任或陪伴。从青年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对关系厚度的拒绝，并非青年主动选择的“冷感生活”，而是一种“结构性适应”的被动回应。罗萨认为“社会加速与异化”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许杰、唐爱民，2025）。当个体无法通过交往获得内在充实感时，关系便退化为“功能性链接”，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越来越浅，联结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最终演化为“点状关系”：彼此在特定事务上短暂相交，随后迅速脱离。“搭子社交”的兴起印证着青年在扁平化的社交语境中，对寻求“情绪价值”的策略性追求与无奈妥协（文红玉、魏晋，2024），即在无法承载深度关系的社交结构中，试图以功能性陪伴填补情感的空白。
或许这一代青年并不拒绝亲密，也并不逃避关系，只是他们已在加速社会中学会屏蔽、抽离与高效退出。这种“效率化交往”的趋势重复塑造着青年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方式。“生存紧迫感”使他们在忙碌中不断错过真正重要的事物，最终陷入“共鸣丧失”的异化状态。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青年个体在与他人接触中，逐渐丧失“共情感应”的能力；他们能快速分析、判断与反馈，却难以真正“理解”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他人；二是在对待自我时，青年也倾向于采用“任务管理式”的冷静视角，将自己分割为“完成任务的单位”，却缺乏对自身情绪、需求与关系渴望的真实回应。在这种交往逻辑下，高校中的“陌生人现象”不再只是个体冷漠或交流技巧的缺失，而是社会节奏与效率机制在关系层面的微观投影。
（二）内在生成逻辑：空间“附近”的塌缩与虚拟“附近”的重构
“附近”这一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项飙提出。他将“附近”定义为以个人为圆心的生活空间，即个体日常中与身边的人、物、场景建立的内渗性、连通性关系。它不仅仅是一种可见的生活范围，更是一种可叙述的社会经验，能够增强人们看到多维世界的能力（Xiang，2021）。简单来说，若家庭象征着最为亲密的“极近”，宏大社会则代表着“极远”，而“附近”正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缓冲区域，即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叙述的“熟识之地”。它既不是纯粹的私人领域，也不是抽象的社会整体，而是个体最常在、最易进入的关系场域。由此可见，“附近”一方面具有明确的空间特征——围绕个体而展开的日常场景，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内渗性和连通性的社会关系质感，使人与周边世界之间保持着连续而多维的互动。
在高校场域中，“附近”的空间性体现在寝室、食堂、图书馆、操场等。这些校园生活的基本空间，本质上构成了学生们最为常态化的“附近”。空间的存在，让学生有机会通过身体的在场与眼神的交汇，去确认对方的存在，并在互动中形成“我与他者”的相互映照。而“附近”的内渗性与连通性，则揭示出校园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质感。这种关系并不止于表层的空间接触，而是一种不断渗入个体心理与行为的社会质感。学生在“附近”中学习如何感知他人的存在，理解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并在连通性的互动中获得社会意义。例如一名学生在阅读一本被反复批注的教材时，他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本书，更是在与之前留下笔记的人建立一种跨越时空的联系。那些批注既是前人学习的痕迹，又是关系延续的隐形纽带。学生在阅读时体会到的不只是知识的传递，还是“有人曾在此”的共在感。因此，高校场域中的“附近”并非单纯的地理位置，而是一种通过空间承载并不断被叙述的社会经验。它既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可触、可感的交往，也包含了个体对环境、群体与公共生活的整体感知。
然而，随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技术与资本的双重驱动逐渐瓦解了这种空间意义上的“附近”。智能手机和数字平台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青年习惯于通过外卖、快递、导航、线上社交等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人们无须再与周边世界发生直接交互，便能满足绝大多数需求。这种便利也意味着青年逐渐丧失了对环境的深入感知与探索能力（林辰，2021）。他们少有机会去理解“被反复批注的教材”背后的劳动链条，而是更倾向于接受算法推送与即时反馈。在这种条件下，空间的概念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时间的加速与碎片化。项飙和康岚（2023）将其解释为一种“时间征服空间”的过程，或者说是“时间的暴政”。媒介技术突破了“乡土中国”固有的时空界限，重构了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的物理格局，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传播秩序（郭小安、卢松岩，2025），传统意义上同班同学之间的关系日益淡漠，与同门师兄弟之间的纽带日益松散，以“脱域性”为特点的趣缘关系与业缘关系兴起。学生们或因共同的兴趣爱好在网络社群中聚集，或因学术合作或职业规划而临时结盟。然而，这些关系往往带着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它迅速聚合，又在目标完成后迅速解体，难以构成稳定的关系网络。正因如此，校园中“附近”的空间意义逐渐消失，原本承载交往与社会化功能的寝室、课堂、社团等场域，越来越难以维系青年之间的深度联结与共同体验，高校的“附近”随之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交属性与整合功能，而高校“陌生人现象”也在此过程中显现出来，成为当代校园最直观的现实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空间意义上的“附近”消散并不意味着它的彻底消亡。技术赋权的虚拟空间正在通过网络平台重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使得一种新的“空间附近”得以在数字环境中聚集。青年们在微博的讨论区、B站的弹幕墙、微信群的即时互动中，重新找到了某种熟识感与共在感。不同于以往依赖物理空间的地缘关系，这种虚拟的“附近”通过话题、兴趣与算法构建，打破了地理边界，也在另一种意义上重现了“常在范围”。换言之，“附近”的消失实则是人们对周边世界的感知方式和感知途径发生了转移（董山民、赵英，2021）：由面对面的身体在场转向屏幕里的即时回应，由邻里与同门的稳定交往转向网络社群的短暂聚合。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代青年呈现一种看似矛盾却内在一致的状态：线下冷漠，线上活跃。前者是空间“附近”的塌缩，后者是虚拟“附近”的重构，两者共同揭示了高校“陌生人现象”的本质逻辑。
▍高校“陌生人现象”的社会影响
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域，青年人在高校中所呈现的交往方式、情感取向与关系逻辑，往往也预示着社会整体关系模式的演化方向。因而，高校“陌生人现象”不仅映射了个体层面的情感疏离，也折射出社会情感结构与公共性基础的变化。
（一）消极影响：社会情感疏离与公共性的弱化
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长期以内渗性的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构筑出一种稳定而复杂的人际秩序。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犹如石子投入水面所激起的层层波纹。每个人都是自身社会影响圈的中心，随着波纹的外推而逐渐形成不同层次的联系。个体在特定时间与情境中所能动用的圈层也并不固定，呈现动态伸缩的特点（费孝通，2005）。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即以“个人”为核心进行关系的布局。在这种具有伸缩性的“差序格局”中，个体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并在不同情境下不断生成和调动以“己”为圆心的关系网络（费孝通，2005）。
实际上，作为青年人步入社会的最后中转站，传统高校的交往结构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序格局”的延续。以学生个体为圆心，导师制度下的师门关系体现出类似血缘的纵向传承，舍友构成最为密切的生活圈层，同班同学和社团伙伴则构成外层的联系网络，这些圈层共同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内外有别的“熟人社会”，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然而，高校“陌生人现象”却使原本稳定的情感支持与公共信任大幅削弱。寝室日常趋于冷漠，师门纽带愈发功能化，同班同学之间的交往多停留在学业交换层面，传统的“差序格局”难以在校园中延续，由此产生的后果并不仅仅是关系的稀薄，更在于一种以情感结构和临时性联结为核心的新型“差序格局”的生成。“搭子文化”的兴起正是这种转型的缩影，青年学生因具体的生活或学业需求而临时结成“饭搭子”“考研搭子”等关系的基础，并非长期的情感沉淀，而是即时目标的契合，一旦需求消失，关系也随之解体。与此同时，“断亲”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日益凸显，血缘网络在他们的日常社会化中已不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比之下，他们与社交媒体上的网友建立的联系反而更为紧密。传统“差序格局”中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关系逻辑在高校中已然式微，被即时性、情境化和功利化的关系模式所取代。这种新型“差序格局”不再依赖“亲疏有别”的稳定纽带，而是通过临时的合作、兴趣的聚合和算法驱动的虚拟联结来维持，展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形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个体在校园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孤立与冷漠。缺乏长期稳定的关系网络使青年在面对困境时缺少情感支持，公共生活的缺失使得集体难以形成共同记忆和公共议题。作为社会生产的“预备军”，当代青年在校园中所展现的关系模式不仅折射出高校内部交往逻辑的重构，更预示着社会信任危机和集体主义传统的进一步衰弱。
（二）积极意义：社会公平意识与契约逻辑的生成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差序格局”的必然产物，“熟人社会”曾在传统社会中长期维系秩序与稳定，但其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必然与内在进步（铁锴，2009）。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成为拉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的三驾马车”（李培林，2013：20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逐渐完成了从“身份本位”向“契约本位”的结构性转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熟人社会并未如同理论设想般逐渐退场，反而因其历史惯性和文化土壤而表现出某种“畸形发展”，熟人网络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超越亲缘与地缘的关系扩张。个体往往通过不断拓展社会圈层来寻找资源与机会，在此过程中，依附关系、权力寻租与非制度化的资源交换成为突破制度外壳、追求私利的手段。这种逻辑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人情链条”替代制度程序、通过非正式关系突破正式规则，从而在客观上造成社会不公。
与此相对，高校“陌生人现象”则展现出一种与“熟人社会”逻辑截然不同的关系形态。首先，当代青年群体所形成的新型“差序格局”不再以血缘与地缘为核心纽带，而更多依托情绪共鸣、价值认同与目标契合来维系关系。青年群体普遍展现出更强的社会公平意识。在陌生化的交往环境中，许多青年个体耻于如父辈一样依赖“关系”获得机会，反而更倾向于通过公开的竞争、制度的规则来实现自我目标。这种倾向从根源上削弱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对资源分配的不正当影响。其次，青年不再维系复杂的冗余关系。若无私下交往，青年人即便是与同门师兄弟或导师之间也仅在学术或事务必要时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他们不再受制于“人情往来”的负担，而是以更清晰的边界意识来维护个体独立性。最后，青年群体表现出更强的目标导向与效率意识。他们倾向于以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学业或生活目标，而不再在冗长的情感维系中消耗时间与精力。这种简约化的交往逻辑，使青年能够以更干脆利落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在最大化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也避免了关系网络对公共规则的侵蚀。其所带来的公平意识、边界意识与效率逻辑，正在促使青年一代形成更具契约化与规则化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为社会运行注入了新的透明度与公正性。
▍结论与讨论
高校“陌生人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青年群体在媒介化社会中自我安放与关系重组的必然态势。可以说，该现象本质上是现代社会转型与青年关系结构重组的集中体现。它折射出青年群体在媒介化社会中对自我、他人与公共性的全新理解与实践。在现代转型、社会加速与媒介迁移的三重环境中，青年群体逐渐形成以“边界自觉”和“契约理性”为特征的新型交往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个体，使他们摆脱传统“人情网络”的约束，获得了自主性的提升与平等意识的增强。但这种理性化的社交结构也在无形中削弱了情感的厚度与公共生活的温度，使高校这一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呈现功能性出席、关系空转与情感失语的多重症状。
高校“陌生人现象”揭示出当代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与流动性推动青年确立自我边界，在“差序格局”的瓦解中重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媒介技术和效率逻辑又不断压缩人际关系的厚度，使个体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失去共情的可能。正是在这种困境下，青年开始在理性与情感、独立与依附之间探索新的平衡：他们一方面以理性的自我管理回应社会节奏的加速，另一方面通过对“情绪价值”“心理共鸣”的追求，尝试弥补情感联结的缺席。在这种理性与情感的摇摆中，传统场域的“空间附近”逐步塌缩，兴趣与算法聚合而成的“虚拟附近”则快速重组；前者的衰减带来传统社交关系的淡薄，后者的兴起则制造出高度活跃却脆弱的即时联结。“陌生”不再是简单的疏离，而是成为“附近”的再编排所呈现的常态化关系样式。理解这种关系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消解它，而在于如何赋予它新的社会意义。
可以预见，“陌生人现象”仍将伴随社会节奏的加速与数字空间的扩张而持续演化。它虽在客观上导致了公共生活的碎片化，但这种关系结构的松动也为社会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一方面暴露出现代性进程中情感资源的稀薄化与公共性危机，另一方面又孕育出更加理性、公正和透明的社会关系模式。正是在这种张力下，当代青年在陌生与亲近、理性与情感之间不断调适新的平衡，并在虚拟“附近”的重构中重塑亲密关系的新形态。换言之，青年群体并不是在“陌生人现象”中被动受制的对象，而是以主体性的姿态在陌生关系中重构交往规则与社会意义的客观主体。
然而，无论社交媒介如何更新、交往方式如何变化，人际关系的根本依然在于“真诚”二字。古语云“远而不疏，近而不狎”。人与人的交往，不必浓烈，但也不应虚饰。马克思亦提到，“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马克思、恩格斯，2002：364）。如果说高校“陌生人现象”是一道当代问题，那么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消解“陌生”，也不在于恢复旧式的“黏稠”，而是在独立与联结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在契约与情感之间寻得温润的回旋；在冷静理性的边界中保有一份人情的热度，在高效快速的节奏中留下一点彼此的体谅。或许这才是现代社会中最可行的相处之道。唯有如此，青年群体才不会在“孤岛化”的生存逻辑中迷失自我，而能在陌生之中依然感受到同行者的呼吸与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