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钦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学院
【导读】谁在领导世界科学？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五百年里变了好几次：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每一次更替，都伴随着国运的兴衰与全球格局的重塑。
但“学术中心会转移”这一观念本身，并非自古有之。它诞生于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科学竞争与焦虑之中：当时美国已是经济第一强国，却在学术上被德国远远甩在身后。心理学家卡特尔开始统计各国论文数量，俄罗斯学者雷诺夫发现了科学活动的“波动周期”，左翼物理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画出了第一张“科技活动中心迁移表”。1962年，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用定量方法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依次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每个周期约80年。
然而，这一理论背后暗藏分歧：真的只有一个中心吗？还是多中心并存？本文系统梳理了学术中心转移命题的百年演进，从巴贝奇对英国科学衰落的焦虑，到本戴维对科学组织体制的比较，再到今天关于多中心格局的共识。作者指出：单一中心论已不合时宜，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心转移，至今鲜有人讨论。
这不仅是一个学术史问题，更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个追赶型国家的不安与野心。当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一，我们离“学术中心”还有多远？答案，也许就藏在这段跨越百年的思想脉络之中。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4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世界学术中心及其转移
一个理论命题的起源与当代发展
▍导 论
世界存在一个或者多个学术中心（academic center, centers of learning），这些中心兴衰更替，存在转移的现象，本文将这一观念称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形成、衰落与转移”。这一学术论题发端于20世纪初的科学史领域，并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引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讨论，除了科学史，其影响还波及高等教育学、科技政策、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领域。在学术界，“学术中心”与“科学中心”（scientific center）、“世界知识中心”（global knowledge centres）[1]等概念表达的内涵是类似的。如今，这些概念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讨论，进入政治话语场域，成为国家教育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关键概念。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学术中心的形成与转移问题就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注意[2]，90年代后，其关注度持续不减。[3]最近几年，高等教育学、科学学、文献计量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机制[4]、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特征[5]、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特征[6]、科技革命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关系[7]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研究者也针对具体学科领域如物理学[8]、医学[9]的中心转移趋势进行了计量分析。对于世界学术中心的形成与转移这一理论命题的起源及其演进，国内外尚无系统的分析，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时代背景、当代意义及其局限性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基于此，本文以不同时期论及学术中心的文本作为资料基础，尝试重构学术中心转移命题的发展脉络。
▍二战前有关学术兴衰与科学领导权的相关讨论
世界学术中心的起伏与迁移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830年，剑桥大学数学教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ggage）出版了《英国科学衰落及其原因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And on Some of Its Causes）一书[10]，这是目前已知最早探讨英国科学兴衰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巴贝奇指出英国在科学领域已经不复牛顿时代的荣光，其领导地位为法国所取代。为应对衰落的指责，英国在1831年成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当时这本书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巴贝奇并没有对英国科学的衰落进行定量的分析，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标准来判断科学是否已经衰落”[11]。
直到科学辞典、科学史著作等发展起来，这种客观且定量化的分析才具备实现的可能，而这一条件直至20世纪初才逐步达成。进入20世纪，随着国家间科学竞争的加剧，学者开始尝试对不同国家的科研实力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美国心理学家、《科学》（Science）杂志的主编詹姆斯·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是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学者之一。他在1903年的一篇论文中对美国的心理学家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根据25卷《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中列举的1000篇文献，对各国心理学的贡献进行了排名，排名前五依次是德国（482篇）、法国（192篇）、美国（153篇）、英国（63篇）和意大利（57篇）。[12] 根据这一排名，德国无疑是当时心理学的世界学术中心。他在1906年进一步提出：“将美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进行比较是有益的，我希望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数据……显然，我们应该毫不拖延地收集信息，以便了解我们在各国中所处的位置。”[13]
总体而言，彼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在学术领域仍然明显落后于德国，美国开始对本国科学领域的实力进行盘点，并分析德国领先的原因。卡特尔在1910年的一篇论文中对美国科学家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一统计背后显然带有强烈的国际比较意识。他在该文中指出，“德国在上个世纪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归功于通过科研来决定教授晋升的管理方法。[14]在五年后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卡特尔明确提出了“科学产出领导权”（leadership in scientific productivity）的问题，他指出，与德国、法国、英国相比，美国的科研表现仍然处于“劣势”，这一劣势不是因为美国科研人才自身能力欠佳，而是由于没有充分利用潜在的人才。[15]
1911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伍兹（Frederick Adams Woods）在《科学》杂志发表短文，提出可用历史计量学方法“努力解决广泛的历史问题，例如国家兴衰的原因或其他基本问题”[16]。伍兹的文章聚焦于科学家的产出问题，实际上提出了研究不同国家科学领域兴起与衰落的可能思路，但他本人此后并未沿此思路开展相关研究。不过，当时逐渐汇编起来的科学史素材、科学名人辞典等为这种比较提供了工具。例如英国学者史蒂芬森（H. H. Stephenson）1914年主编的《科学名人录》（Who’s Who in Science）收集了大约8000名各国科学家的信息，卡特尔基于这一数据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不同领域拥有的科学家数量进行了排名。[17]
德国数学家克莱恩（Felix Klein）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法国数学和物理学的繁荣时期，而在1830年左右陷入衰退。法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法布里（Charles Fabry）在1924年出版的《物理学史》中，也注意到法国物理学研究的波动现象。[18]俄罗斯学者雷诺夫（T.J. Rainoff）关注到克莱恩和法布里的研究，并于1929年发表了对物理学领域兴衰的跨国比较研究。他通过科学史研究成果与经济周期相关文献，重点参考了德国学者菲利克斯·奥尔巴赫（Felix Auerbach）1910年出版的《物理学史》，指出物理学领域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强度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存在交替增强和减弱的现象，也即波动式发展的现象。[19]雷诺夫提出，科学波动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表明他主要从周期论的角度去看待学术中心的形成与转移。
雷诺夫作为一位俄罗斯的科学史学者，著述不多，在欧美学术界亦非大名鼎鼎之辈，他的这篇论文还是在几年后引起了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等人的关注[20]，默顿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篇论文中都引用了雷诺夫的这篇论文。[21]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和默顿在1935年的《阿拉伯思想发展的历程》一文中也引用了雷诺夫的文章，并对其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他们认为雷诺夫假设科学编年史中的每项数据（如科学发现、科学论文、科学期刊和发明专利）具有同等重要性，赋予它们相同权重的做法存在缺陷。为此，二人试图弥补这一局限，基于萨顿（George Sarton）的《科学史导论》一书对阿拉伯学者在8—14世纪的科学贡献进行了分析。他们根据贡献的重要性程度为不同的科学发现赋予权重，发现赋值标准不同会导致阿拉伯文明科学巅峰期估计的变化。例如，采用等值赋分法时，阿拉伯科学的巅峰期为950—1000年；采用1至3分的赋值法，巅峰期仍为950—1000年；但采用1至15分的赋值法时，巅峰期为1000—1050年。[22]20世纪60年代初，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同样注意到雷诺夫的研究，并在其后多次引用。[23]他进一步发展了学术兴衰与中心转移的分析框架，为科学中心理论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美苏争霸与冷战背景下有关科学领导权转移的讨论
二战结束后，世界迅速进入美苏争霸的格局，两国在军事、经济、科学与文化等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科学家的杰出成就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和民族优越性的证明。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对不同国家的科学成就进行比较的系统性尝试。
20世纪的前40年，科学史研究在美国蔚然成风，学界出版了大量不同学科的科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列举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学者的贡献。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哈维·莱曼（Harvey Lehman）在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创造力的国家差异》一文，分析了不同领域和不同国家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贡献情况。以化学为例，他根据希尔迪奇（T.P.Hilditch）1911年主编的《化学简史》的数据指出，1700—1749年间共有17项重大化学发现，其中法国（5项）、德国（3项）位列前二，瑞典和英国并列第三（2项）；到1750—1799年，法国的优势地位提升，共做出31个重大发现，远超位列第二的英国（11项），直至19世纪中期被德国取代。
数学领域的情况和化学颇为不同，因为欧拉的卓越成就，瑞士在1700—1749年对世界数学的贡献排名第一，紧接其后的是法国；而在1750—1849年，法国在数学领域的贡献排名第一，随后为德国所超越；到1900—1939年，美国学者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已排名世界第一（35项），略超过德国（31项）。类似地，在医学领域，美国学者在1900 —1929年间也超过了德国，位居世界第一。与一般的科学史研究不同，莱曼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囊括了音乐和哲学这两个人文领域。例如，哲学领域的领导地位随着时间演变“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意大利在1500—1599年处于领导地位，紧接着是英国在1600—1649年和1700—1749年处于领导地位，德国则在1750—1899 年持续占据了150年的中心地位。［24］
莱曼通过国际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任何时期、所有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作为一名美国学者，他认为美国“很可能已在多个方面领先世界”，但其领导地位能够维持多久以及如何维持尚且存疑。［25］尽管他在论文中未明确提出“学术中心”这一概念，但其关于“领导地位”及其转移的分析，实际上已蕴含了学术中心及其转移的思想：“在化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始终保持持续的优势，领导地位不断在不同国家之间交替。”［26］莱曼特别强调了德国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兴盛与衰落，并且提出美国政府应该资助相关的研究，分析科学与文化领导权的兴衰问题，确保美国尽可能长期保持其领导地位。莱曼关于年龄与创造力关系的系列研究颇有影响力，但他关于不同领域学术中心转移的论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该文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心理学领域，而后续分析学术中心转移问题的学者，如本戴维和汤浅光朝（Mitsutomo Yuasa）等人，都没有引用该文。
▍从科学领导权到科学中心论：贝尔纳、本戴维、希尔斯与汤浅光朝的贡献
中国学术界在探讨学术中心转移命题时，往往强调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的首创性贡献。［27］西方学界也有类似看法，例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尽管本戴维对学术中心转移的研究极具影响力，但汤浅光朝的相关研究是“更早的”［28］，因此克尔也将首创之功归于汤浅光朝。但在汤浅之前，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和本戴维已经对学术中心转移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贝尔纳是一位左翼英国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重要开创者。他信奉共产主义，并于1954年受邀访问中国。在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国之行中，贝尔纳访问了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城市，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讲座。［29］1959年9月，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贝尔纳愉快地为中译本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他“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钦佩和热爱的心情”，而且盛赞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30］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之际，贝尔纳再次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贝尔纳时问及了刚刚被翻译成中文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的情况。［31］在此书中，贝尔纳已明确提出科学中心转移的观点，“在时间的进程中，科学活动中心曾经推移过，通常是追随而非导致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迁移”。［32］考虑到贝尔纳对汤浅光朝的直接影响，有理由认为汤浅光朝关于科学中心转移学说的直接灵感来自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的表格8中，贝尔纳总结了几千年来的“技术与科学活动中心”。贝尔纳持多中心的观点，例如1200—1400年的科技活动中心包括埃及、西班牙、牛津、巴黎和意大利等地，而1600—1700年的中心则是巴黎和伦敦（见表1）。［33］如上所述，在解释学术中心的转移时，贝尔纳比较重视经济和工业体系的作用，认为学术中心和经济、工业中心是同步的。
在贝尔纳之后，系统论述学术中心转移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本戴维。根据本戴维的自述，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57—1958年）期间，他研究了关于18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四个国家医学科研产出的变化并写作了初稿，于1960年成文发表。［34］根据该文的注释，本戴维的这项研究受到雷诺夫和默顿等学者的启发。本戴维比较了1800—1926年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四个国家在医学领域科学发现的数量变化。他发现，在1800—1829年，法国在医学领域的科学发现数量排名第一；1830—1909年，德国超过法国位居第一；1910—1926年，美国在医学领域的科学发现最多。那么，如何解释科学领导地位从法国转到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的情况？本戴维经过比较指出，人口和国家财富不能解释医学领域科研创新能力的变化，真正的原因在于科学组织方式的不同，分权化的科研组织和竞争机制才是德国和美国先后崛起为科学中心的关键。就法国和德国的对比而言，两国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集中化的科研体制，后者则是分权化的教学科研体制。［35］
在1960年的这篇文章中，本戴维并没有明确使用科学中心或学术中心的说法，而是采用了传统的“科学领导权”一词，并指出在医学研究领域存在科学领导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的历史趋势。［36］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对德国和美国大学进行比较分析的论文中，本戴维明确提出了“科学中心”（centres of science）的概念，并提到一些研究领域的科学中心转移现象：“尽管德国在科学和学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但在许多较新的领域，中心都转移到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取得新的成就，是因为它们设法在自己的大学中实现了德国无法实现的变革。”［37］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英国和美国是相提并论的，说明此时本戴维并没有采取单一中心论的观点。
1970年，本戴维发表了《法国作为科学中心的兴起与衰落》一文。［38］在这篇论文的第一个注释中，本戴维大段引用了雷诺夫1929年的论文发现，他指出法国科学在1800至1830年间兴起不是因为当时法国出现了新的教育或科研观念，而是“对科学持续支持”以及法国人对科学职业热情追求的结果。1830年后，法国科学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是科学职业失去了曾经的“象征性魅力”，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政治、商业等实际职业，而不是选择做科学家。［39］
1971年出版的《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一书是本戴维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书中本戴维指出现代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16世纪）、到英国（17世纪）和法国（18世纪）、再转移到德国（19世纪）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过程。根据本戴维的看法，英国在17世纪成为科学中心的重要原因是科学研究逐渐获得英国社会的尊重并逐渐制度化，德国在19世纪崛起则与其分权化的科学竞争体制有关。［40］根据本戴维的论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一些统计数据也印证了本戴维的判断。例如，截至1918年，23%的诺奖成果来自美国，29%的诺奖成果来自德国，德国仍稍微领先；但到1934年，美国已经明显超过德国，诺奖成果占比分别为35%和6%。［41］
本戴维在论述学术中心转移问题时，深受其老师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影响。希尔斯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学术“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并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论述。与此同时，希尔斯也对当时的世界学术格局进行了敏锐的观察，他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除了英国、西欧和北美，苏联也逐渐成为学术中心，日本则“开始成为一个中心”。他同时指出，阻碍这两个形成中的中心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是语言。［42］在希尔斯的学术中心论中，学术中心是复数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都被视为学术中心。
此外，在他看来，学术中心边缘的格局不是静态的，处于边缘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学术中心国家。学术边缘国家要全面成为学术中心国家难度较大，但在某一领域实现突破则相对容易。例如希尔斯指出，如果不是拉马努金（Ramanujan）英年早逝，印度很可能成为数学领域的一个学术中心。［43］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有关社会学学科史的长文中，希尔斯用“不断变动的中心与边缘”一节来分析社会学学科国际学术中心与边缘的动态变化：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社会学的国际学术中心，但欧洲各国的社会学在二战后迅速发展使他们成为一个亚中心，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距离。［44］总而言之，在希尔斯的理论模型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动态、可变的。
本戴维在《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多次引用贝尔纳的观点，显然他对贝尔纳的相关论述是不陌生的。但是，《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引用的是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并没有引用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对科学中心的归纳。而且，与贝尔纳不同，本戴维不太赞同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学术中心的转移：
把科学活动的地理转移与各个国家财富的历史信息加以比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科学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科学中心在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时可能与这两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变化有联系。但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任何时期，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经济地位与科学的地位之间没有关系。法国在19世纪早期，以及德国在19世纪中期的科学优势看来都不是它们经济地位的结果，在过了大约70年以后，美国的科学地位才比得上它在世界富裕国家中的地位。［45］
科学中心转移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汤浅光朝的年龄与爱德华希尔斯相仿，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科学史，和西方学者一样关注到了科学发展中的周期现象，并于1936年在日文杂志发表《论物理学中创造活动的周期现象》一文。［46］他于1941年开始写作《物理学史年表》、1946年开始在日本《科学》杂志连载《科学文化史年表》，大受欢迎。
汤浅在1962年在《日本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西方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一文，［47］该文后收录于日本科学史学者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1974年主编的《现代日本的科学与社会》一书。［48］根据汤浅光朝在文章中的自述，他的这一研究主要受到默顿1938年长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统计方法上的启发［49］以及贝尔纳1954年出版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表格8中观点的启发。汤浅的这篇文章共11条参考文献，引用了6位学者，除了历史学家艾伯特·海姆森（Albert M. Hyamson），其他5位均来自科学学领域，分别是默顿、贝尔纳、路德维希·达姆施塔特（Ludwig Darmstaedter）、德里克·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从这一引文来分析，汤浅没有注意到莱曼和本戴维的相关工作。
和贝尔纳的“多中心论”不同，汤浅持“单中心论”的观点，将科学中心定义为“科研活动超过同期世界25%的国家”。根据这一标准，他指出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依次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格兰（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和美国（1920年—）。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一般认为美国是二战后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汤浅光朝根据数据指出美国从1920年代起就已经是世界科学中心。他还提出，科学活动中心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群体的老化”，即随着科学精英群体的自然老去，旧的中心可能会被新的中心所取代。他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规划得当的科学教育与有效的行政管理”来解决。［50］汤浅光朝曾预测，根据以往规律，每个科学中心的主导地位通常持续约80年。如果这一规律继续适用，美国的科学中心地位可能于2000年前后终结。［51］
当然，现在已经证明他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尽管如此，汤浅光朝的观点在发表后仍然甚有影响，尤其在中国。1979年，汤浅光朝关于科学中心转移的论文被翻译成中文［52］，其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广为传播，并被命名为“汤浅现象”（Yuasa Phenomenon）。［53］1985年，我国科学学学者赵红洲在英文杂志《科学计量学》发表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与科学家的社会年龄》一文，正式在英文学界中提出“汤浅现象”的概念，并且从科学家社会年龄（做出第一个重大贡献的年龄、科学发现的峰值年龄）的角度拓展了对汤浅现象的解释。［54］
但是，由于汤浅光朝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日本杂志上（尽管是英文杂志），该文发表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注意。最早引用汤浅光朝的西方学者似乎是科学心理学学者迪恩·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该引用发生在1976年。［55］本戴维在1977年出版的《学术的中心》一书中也引用了汤浅光朝的这篇文章1974年的版本。［56］科学史学者普赖斯也在1978年引用了汤浅文章的1974年版本。［57］但总的来说，汤浅光朝的这篇文章引用率并不高，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程度不如在中国的影响程度大。
汤浅光朝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学术中心转移理论是长期思考科学史的理论结晶。［58］他的工作有几个新颖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明确提出了衡量世界学术中心的标准（科研活动超过同期世界25%的国家）并根据数据得出了世界学术中心转移的规律。
▍挑战西方霸权：日本、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学界对学术中心转移问题的思考
对于那些尚处于学术边缘地位但有潜力成为学术中心之一的教育与科研大国而言，学术中心转移这一命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一理论不仅能帮其审视历史上本国与西方中心国家的关系，还为其探索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提供了路径启示。在汤浅光朝之后，中山茂延续了科学中心转移问题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1991年，他发表了《科学中心的转移》一文，指出历史上科学中心总是在不断转移，转移的关键不在于国界，而在于人才资源。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的关键原因是德国开始出现了科学事业后继无人的迹象。
此外，中山茂特别重视语言问题，他指出科学中心转移往往伴随着某种语言的崛起，取代另一种语言成为科学的国际通用语言。他认为，处在边缘国家的科学家用本土语言进行科学构想和思考，但用国际语言发表科研成果，因此科学的双语性（scientific bilinguality）得以普遍实行。在中山茂看来，科学双语性是边缘国家的优势，这意味着边缘国家能够同时积累来自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的科学信息，从而有可能突破既有范式，做出创新性成果。中山茂对亚洲国家学术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他认为日本在近期、中国在远期可能会成为科学中心，且更有可能在应用科学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当然，他也对日本发出了警告，认为如果该国不能走国际化的路线，其在应用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也将丧失。［59］
中山茂对科学中心转移的思考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引起了一些关注。同年，中山茂的这篇论文被翻译成中文出版。［60］印度科学史学者德鲁夫·雷纳（Dhruv Raina）多次引用中山茂的观点，从历史角度分析殖民地时期印度与欧洲的科学交流系统，并尝试对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进行重构。［61］
希尔斯在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肯定了印度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但认为印度“未能产生一个自身的引人注目的学术工作传统”。他指出，大学作为一个系统，应该形成不同于周围环境的传统，更具批判性和创新精神，印度在这方面仍显欠缺。［62］印度学界的自我评估也表明，其在世界科学中的地位总体上呈相对衰落趋势。例如，1973年印度的SCI论文发表数排名世界第8名，但到2000年滑落至第15名。［63］
如上所述，中国学界在1980年代就开始关注国外的科学中心学说，但中国当时尚不具备成为学术中心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长时间内只是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到199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高等教育与科研投入的增加（如1998年启动的“985工程”）和基础科研条件的改善，中国学界开始思考自身能否成为一个学术中心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周光召。1999年，他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上做了题为“历史的启迪和重大科学发现产生的条件”的报告。周光召在报告中回顾了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领域的中心转移现象，论证了科学重大突破的关键是人才、战略和学术环境，最重大的科研突破“并不是在条件最好的国家和实验室中产生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是很强大，但只要在人才、战略和学术环境方面下功夫，仍有可能“后来居上”。［6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的崛起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中心转移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引起全球关注，美国朝野上下甚至担忧日本会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尼尔森（Richard Nelson）和斯坦福大学的赖特（Gavin Wright）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已经“明显弱化”，甚至可能会“丧失”。［65］日本的科学崛起在当时也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而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担忧自己作为主要科学大国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1985年，《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该文采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英国科学衰落图”，记录了1973—1982年英国在物理学、生物医学、化学和数学等领域发文相对占比的下降，以及日本在这些领域文章发表比例的显著上升。［66］
不过，日本并未因为科研发表的迅速提升而获得相应的认可。美国社会学家肖特（Thomas Schott）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评估了日本在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指出，日本在工程科学领域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却落后于实际的产出表现。例如，在调查欧洲学者对化学界的看法时，欧洲学者还是认为自己的研究者更多受到美国、欧洲同行学者的影响，而非日本学者。在提名本领域的杰出学者时，日本学者被提名的情况也很少。总而言之，尽管日本在工程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和合作中心”。［67］
进入21世纪以来，紧随日本之后，中国、韩国的科研实力和大学体系迅猛发展，学术中心转移问题重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2005年，香港大学学者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发表《对中心边缘平台的质疑》一文，认为中心—边缘理论在短期内仍然有解释力，但其解释力会随着亚洲的崛起而褪色。他指出，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联合起来的东盟已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和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中崭露头角，尤其是中国“在中心边缘系统中的位置已经明显改变。”但他同时指出，东南亚高等教育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他们能否“克服中心—边缘框架的局限”取决于未来的发展态势。［68］紧随其后，英国科技政策研究者维尔斯顿（James Wilsdon）及其合作者在2007年出版了题为《中国：下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报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全球科学格局中的崛起问题。［69］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在科学研究领域，亚洲国家飞速发展，到2010年，亚洲17个国家的科研论文数量开始追平并超过北美地区（美国与加拿大），亚洲成为世界科研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见图1）。
大约从2008年开始，随着亚洲大学的崛起，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学术中心是否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问题［70］，这些学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科技政策、高等教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亚洲研究）等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霍林斯沃斯（J. Rogers Hollingsworth）和温伯格（Bruce A. Weinberg）是关注这一议题的代表性学者。2008年，霍林斯沃斯等人发表在《自然》上的《科学霸权的终结》一文指出，未来的学术体系将呈现多中心的格局。［71］霍林斯沃斯的研究也深受本戴维的影响，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承认：“在学术上，我深深受惠于本戴维。”［72］
和本戴维相比，霍林斯沃斯更加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每一个科研强国出现时，该社会的经济按照世界标准衡量也是异常强劲的，当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经济与世界上最强的财经中心相比相对衰退时，它们的科学系统也相对衰退了。”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多极化，科学系统也会逐渐多极化，其中“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强国。”［73］在201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霍林斯沃斯分析了过去275年间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认为依次兴起的学术中心是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
与本戴维不同，霍林斯沃斯使用的是科学霸权（Scientific hegemony）的概念。他认为，科学霸权的标志是该国在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大多领域确立学术卓越的标准、语言成为科学界的通用语言以及拥有一大批世界著名学者。［74］霍林斯沃斯还强调，科学霸权不仅体现在科研产出的主导地位，也表现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核心角色。例如，他指出当今全球科研网络是“围绕美国编织的”，美国在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中处于绝对中心，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和强大的影响力。［75］温伯格以诺奖获奖情况为例，分析了科学领导权的变化，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回应英国科学衰落的讨论。他发现美国地位上升，德国地位下降，但英国的地位相对稳定，他自信地指出，“我的数据表明英国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科学中心”。［76］
学术中心转移涉及知识生产的空间与地理面向，因此这一论题也引起了地理学家的关注。本戴维、汤浅光朝等人对学术中心转移的研究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英国地理学家彼得·泰勒（Peter J. Taylor）在此基础上，基于1000多名重要科学家工作地点的分析，对学术中心转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到了城市的层次。泰勒的发现在某些方面与本戴维的分析呼应，例如在16世纪意大利的帕多瓦是科学的主导中心，在19世纪德国的柏林是主导性的科学中心。
但是，不同于本戴维和汤浅光朝，泰勒指出在17世纪形成了一个“强的多中心分布模式”（strong polycentric distribution），即同时存在帕多瓦、伦敦、巴黎、耶拿和莱顿这五个实力比较相当的城市科学中心。泰勒提出了霸权地位与科学中心地位的不一致现象，如英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是世界的霸主，但在科学领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77］在泰勒之后，另一名英国地理学家海克·琼斯（Heike Jöns）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探讨了“知识中心的全球转移”（global shifts of knowledge centres）问题，她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往返于中国与西方的学生和学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预示着知识中心可能正在发生全球性的转移。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将不断上升，并对英美的知识霸权造成挑战。［78］
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阿特巴赫、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和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是对学术中心转移问题进行论述的代表性学者。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阿特巴赫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使用中心边缘框架分析高等教育体系，并长期跟踪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一直以来，阿特巴赫认为中国和印度是沉睡的巨人，难以从边缘转向中心，但在201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承认之前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投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观点是错误的，并指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和教育中心”。［79］
彼得·斯科特则明确提出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面临调整，中国和印度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80］。根据日本某研究所的统计，2018—2020年中国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占世界的27.2%，位居世界第一，美国位居第二，为24.9%。［81］对全世界高被引论文的分析显示，在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和光伏、石墨烯、半导体、复合材料等技术领域，中国的研究依然落后于美国，但已经领先欧盟国家。［82］
马金森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在没有与欧美中心建立密集网络的情况下，中国取得突破成为一个全球领导者，这证实了中心边缘模式的崩溃”［83］。马金森所指的“没有与欧美中心建立密集网络”，指的是在中国的国际论文当中，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因此对欧美中心的依赖度比较低。
学术中心转移也是一个重要的科技政策问题。瑞典的科技政策研究者马茨·本纳（Mats Benner）指出，亚洲国家作为一个学术集团正在崛起，对美国和欧洲的学术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亚洲的崛起不只是大学科研实力的崛起，也是一种新的大学治理模式的崛起。在他看来，美国代表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学术治理模式，欧洲代表了法团主义（corporatist）的治理模式，而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遵循的是国家主义（etatist）模式。［84］国家主义模式代表了处理国家与学术系统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个模式中，教育与科研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将教学科研活动与国家目标联系起来。［85］
专注亚洲问题研究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多来自西方中心国家。这些学者长期观察、研究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对世界学术中心转移这一问题更为敏感。研究日本问题的美国学者卡明斯（William K. Cummings）在2012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学术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的论文，对亚洲作为潜在学术中心的崛起表达了乐观的态度：
尽管认识到上述障碍，但我认为该地区的潜力——投资、人才、独特的生物圈、人文目标、合作精神和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近期成就——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这表明亚太地区可能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的新动力。［86］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在讨论世界学术中心问题时，也普遍赞同世界学术中心格局产生变化、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的看法。例如潘教峰等人在2019年的论文中指出：“未来世界科技中心将不只一个，而是呈现出多中心并进、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并具有网络化、全球化等新特点。”［87］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中心及其转移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学者对亚洲的崛起和学术中心的转移有诸多讨论，东亚和其他地区高等教育和科技的崛起更多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关讨论也主要以自然科学为主。世界学术中心的讨论起源于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科学编年史及相关材料的汇总为学者测算世界学术中心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进行国际比较的指标相对较少，人们对这一领域所取得进步的共识度也相对较低。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国家的研究取向、议题和方法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形成广泛认可的学术标准。这就引出几个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存在中心和边缘之分？如果存在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中心转移现象？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中心边缘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
首先，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明显的世界学术中心，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在某个学科领域有开拓之功时，这种引领作用会更加凸显。例如，现代的心理学和历史学均起源于德国，因此德国可视为19世纪史学和心理学的世界学术中心。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加罗（Frederick H. Gareau）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中明确使用了“社会科学中心”（center of social science）的概念。他指出，美国的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虽移植自德国，但经过了本土化改造之后形成了美国特色，从而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中心。不过，他也批评美国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所存在的“单语性”（monolingualism）问题，即基本只引用英语世界学者的研究，对其他国家社会科学的进展甚少关注，因而呼吁美国社会科学的训练更加重视外语的学习。［88］
在约翰·海尔布伦（Johan Heilbron）看来，目前的全球社会科学格局表现为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双寡头结构（duopolistic model）。在这一格局中，欧美以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地区更多地作为知识消费者存在。［89］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指出，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实力可分为中心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半边缘国家（德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和边缘国家三个层次。［90］
其次，从20世纪初期开始有关学术领导权的讨论起初是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卡特尔和莱曼分别讨论了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领导权问题，莱曼甚至讨论了哲学中心的转移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科学社会学分析的焦点是自然科学，因此这一时期有关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讨论陷入了沉寂。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界又重新开始关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存在中心转移现象。1971年，美国学者卡尔·德意志（Karl Wolfgang Deutsch）分析了1900—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重大创新，并对其产生地点进行了归类。他发现这些重大创新涉及101个地点，但在国家间和城市间分布极不均衡。
具体而言，1900—1929年，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创新发生在欧洲；自1930年起，四分之三以上的创新转移至美国。在国家内部，创新集中在一些城市，例如美国社会科学的创新主要来自芝加哥、坎布里奇和纽约。［91］美国学者阿尔杰（Chadwick F. Alger）和里昂斯（Gene M. Lyons）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中心起源于欧洲，先后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转移，于二战之前转移到了美国。［92］在这之后，关于人文社科领域学术中心转移的研究较少，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法因戈尔德（Mordechai Feingold）分析了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语文学（philology）、神学学术中心从荷兰到英国的转移。[93]
最后，关于东亚社会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知识生产中的地位，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东亚地区仍然处于非中心的地位。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系尽管在某排行榜上位居世界第六，但该系的师资仍然主要来自欧美，处于学术依附地位。［94］当然，东亚学者也试图改变其在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的地位。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概念，试图以独特的理论框架挑战欧美主导地位。［95］
▍结论与讨论
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及其机制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科技政策、科学史、区域研究、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的议题，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然而，其作为一个学术论题的历史演化与发展路径，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本文尝试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界定学术中心的概念，考察其形成、衰落及变化的动态过程，并通过梳理19世纪末以来不同时期有关学术中心转移的文献，尝试重构这一学术论题的发展脉络。本文认为，学术中心论题的一个关键是以国家为单位对科研成果进行归类和排名，因此，学术中心论可视为19世纪末以来日益兴起的科学民族主义的一种反映，更具体来说，学术中心话语的诞生源自20世纪初世界各国在科学领域相互竞逐的雄心，这一话语建立在比较意识基础之上。自19世纪以来编纂的科学家辞典、科学百科全书等资料集，以及历史计量学的发明，为这种比较提供了技术手段。
第一，通过相关文本梳理的时间线索，学术中心论题的历史比之前所认为得更为悠久。自20世纪初以来，按时间先后顺序，雷诺夫（1929）、默顿（1935）、莱曼（1947）、贝尔纳（1954）、本戴维（1960）、汤浅光朝（1962）、本戴维（1971）、赵红洲（1985）、中山茂（1991）、周光召（2000）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世界学术中心转移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分析。尽管他们未必都采用“学术中心”或“科学中心”这一术语，但其研究内容和视角多涉及学术中心的转移现象。
第二，通过对关键文本引文的分析，本文分析了学者在讨论学术中心转移问题时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影响路径。例如，本文发现本戴维在讨论学术中心问题时引用了雷诺夫（1929）和汤浅光朝（1962）的研究成果，对二者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认可；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莱曼1947年的工作以及贝尔纳1954年对学术中心的分析。套用默顿的多重发现理论，可以看到世界学术中心转移命题也存在类似现象，即并非所有的理论阐述者都能获得公平的认可。其中，本戴维、汤浅光朝的贡献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可，但心理学家莱曼在20世纪40年代的相关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贝尔纳的学术中心论也常常被忽视。
第三，本文还发现，在世界学术中心兴起与转移命题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存在多中心论和单一中心论的分歧。贝尔纳和希尔斯都属于多中心论的代表，而汤浅光朝是单一中心论的典型。本戴维则属于在单一中心论和多中心论之间摇摆的学者，在论证中心转移现象时，他不得不诉诸单一中心论；但他意识到在某个历史时期第一中心和次中心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存在多个中心。单一中心论因为方法论的缺陷而被广为诟病，本文认为，从科学史的发展和当代的世界格局来看，多中心论更加符合实际。换言之，在同一时期，事实上存在不止一个活跃的学术中心。
第四，进一步说，在世界学术中心的有关理论探讨中，可分为两个理论阵营。第一个阵营强调世界学术场域存在一个或者多个具有领导权的中心，这些中心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的模仿对象。这一阵营的学者并不关注中心转移问题，而更关注处于领导权的国家和被领导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卡特尔和希尔斯可视为其代表。第二个阵营的学者更加关注学术中心的历史转移现象，本戴维和汤浅光朝是其最著名的代表。
第五，对世界学术中心的分析可分为单一学科分析和整体分析两种思路。卡特尔1903年的论文、雷诺夫1929年的论文、莱曼1947年的论文都是单一学科分析的思路。本戴维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他在1960年的论文中采取的也是单一学科分析的路径，但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分析到整体分析的跃升。贝尔纳和汤浅光朝则是整体分析思路的代表。本文认为，学术发展存在学科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一个国家不太可能在所有学科领域都领先世界，而非中心国家也可能在个别领域处于中心地位。对于中国这样的处于追赶状态的国家而言，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思考如何在某个领域或少数领域获得国际学术领导权，进而实现整体的学术水平跃升。因此，未来应当更加重视以单一学科或领域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路径。
最后，本文强调，世界学术中心的形成及其转移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议题，而是始终与地缘政治变化、科学民族主义的追求等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例如，每当出现重大地缘政治变革（如二战结束、2008年金融危机等），学术中心转移便重新成为学界的热门学术论题。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西方学者开始广泛讨论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中心转移问题，认为中国、日本等国家正在崛起为新的科学中心。然而，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中心转移问题鲜有讨论，有待进一步关注和探讨。